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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4

1989年波蘭劇變的來龍去脈

表述者簡介


      裴遠穎,原外交部東歐司司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中國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特邀研究員。曾任中國駐波蘭、立陶宛、印度大使。50年代留學波蘭,大使任內親歷波蘭劇變,與波蘭結下長達18年的緣分。

波蘭的動蕩

     1989年9月12日,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波蘭。團結工會顧問、天主教知識分子馬佐維茨基受命組閣成功,將在這一天向議會發表施政報告。由*反對派來組建政府,這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這件事像一聲驚雷,不僅在東歐,而且在世界各國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波蘭劇變
     這天我匆匆吃過早飯后就驅車前往議會大廈。抵達時距開會時間還有半個多小時。我在使團旁聽席入坐后,瑞典大使低聲對我說:“今天是一個重要的日子,波蘭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作為波蘭的鄰國,我對波蘭的事態發展當然特別關心。你們同波蘭屬于一個社會制度,你對今天波蘭發生的事怎么看?”我說:“自然,對于波蘭會出現的情況,我們都很關心,但是最重要的是波蘭人民自己的意愿。”這時孟加拉大使問:“團結工會為什么能上臺?工人黨為什么放棄了執政地位?你在波蘭的時間很長,我很想聽聽你的見解。”我回答說:“這個問題的復雜性你也知道,恐怕只能期待將來的政治學家、歷史學家來作結論。”我的話音未落,大廳里已經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馬佐維茨基走上了講臺。
      馬佐維茨基以前是個老報人。花白的頭發,清癯而已顯蒼老的面容,修長而有點佝僂的身材,溫文儒雅的舉止,使他看起來同一般的團結工會活動家有所不同。他顯得有些疲憊,在講話的過程中一度因體力不支,被迫休息了了十多分鐘。當他重返講臺的時候,自我調侃地說:“現在我最關心的問題是波蘭的經濟,但愿它也像我現在這樣,經過短暫的虛脫之后,很快重新站立起來。”這句話既強調了經濟問題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又給自己打了個漂亮的圓場。
      在將近兩個鐘頭的講話中,馬佐維茨基盡管語調平和,措辭謹慎,回避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具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詞匯,也采用了一些照顧波蘭現實的提法。但是他的立場是明確的,他毫不隱晦地表明了他的政府將徹底改革現行根本社會體制,用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來處理波蘭當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規劃波蘭的前途。
      我的初步結論是,馬佐維茨基政府的建立,只是波蘭-制度和根本社會經濟制度轉換的開始,更加劇烈的變化還在后頭。波蘭的變化將對整個東歐產生巨大的直接影響。
 

馬佐維茨基的改革

 
      果不其然,此后波蘭-社會制度轉換不斷加速。在這些日子里,我和使館各級外交官都在關注媒體的報道,參加各種外交、社會活動,多方進行對外接觸交談,內部也時常開會進行分析研究,盡力掌握波蘭形勢發展的脈搏。以下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實。
      馬佐維茨基政府成立時,波蘭的-體制里還保留前政權的一些特征。國名、國徽、國慶日均未改變,憲法和原有的法律體系也原封未動。國家最高領導人——實權很大的總統是雅魯澤爾斯基(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當選總統后卸任,由原總理拉科夫斯基接任)。在馬佐維茨基內閣24人中,除12名團結工會人士外,有波蘭統一工人黨成員4名(包括關鍵性的強力部門內務部和國防部),波蘭統一工人黨的盟黨——波蘭統一農民黨和波蘭民主黨的成員7人。
     馬佐維茨基政府上臺后,首先著手改變憲法、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1989年底,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波蘭人民共和國改名為波蘭共和國,國徽的白鷹也重新戴上了王冠(恢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波蘭國徽),把國慶日7月22日(1944年以波蘭工人黨為主導的民族解放委員會發表7月宣言的日子)改為5月3日(波蘭歷史上第一部憲法頒布的日子)。憲法中關于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作用、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同蘇聯特殊關系的條文均被刪去。1990年5月,議會通過《政黨法》,規定各個政黨不得在工廠企業、國家機關、部隊和警察機構中從事組織活動,軍隊和內務部實行非法化,取消其中的政治工作部門。實行司法獨立。1990年4月份舉行地方選舉,原為波蘭統一工人黨黨員的地方官員統統被改選掉,1990年7月份政府改組,波蘭統一工人黨被排除在內閣之外。這樣全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全部權力,除已被架空的總統外,已完全落入團結工會手中。
      在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領域,媒體和學術界大張旗鼓地批判與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有關的思想理論和人物,全面修改教科書,開設宗教課。同時,不遺余力地消除各個方面的“共產主義痕跡”,凡是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街道、工廠的名稱一律更改,許多紀念碑被推翻。我們使館附近的捷爾任斯基廣場被改名,就在我館后面的諾沃特科(波蘭工人黨第一任領導人)半身像被搬走。
      在經濟方面,馬佐維茨基在上任后第二個月就提出了徹底改革波蘭經濟制度的綱領。這個綱領是在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克斯協助下,由團結工會的經濟學家、副總理兼財政部長主持制訂的,所以又稱“巴爾采羅維奇計劃”。計劃主張打破原有的經濟體制,建立“接近于高度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休克療法”在東歐的第一版。這個計劃的風險很大,連巴爾采羅維奇自己也稱之為“高臺跳水”。
      根據這個計劃,波政府廢除了計劃制度,大幅度放開物價,減少補貼,實行波幣自由兌換;限制工資和收入的增長,以平衡供求關系,為市場化創造條件;同時要求盡快完成關于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總體立法,為最終全面私有化奠定法律基礎。這個計劃的執行,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抑制通貨膨脹、維持市場平衡,穩定波幣匯價,保持外貿順差等,但也付出了經濟嚴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等沉重代價。
 

各政治派系的沉浮

 
      需要指出的是,馬佐維茨基政府在議會所提出的有關法案都在議會順利通過。波蘭統一工人黨議員和波蘭左派議員團沒有積極抵制,雅魯澤爾斯基總統也采取了“不干預政府工作”的態度,沒有行使否決權。  
      為什么呢?因為這時波蘭統一工人黨已陷入組織上極度渙散、思想上嚴重混亂的狀態。1990年1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召開第11次代表大會,宣布“停止活動”(即解散),同時成立了新黨——波蘭共和國社會民主黨,克瓦希涅夫斯基任主席,米萊爾任總書記(均為原波蘭統一工人黨黨員)。還有一部分黨員另立山頭,建立了親團結工會的波蘭社會民主聯盟。波蘭統一工人黨黨員原有人數為200多萬,而新成立的波蘭社會民主黨只有6萬,波蘭民主聯盟人數更少,不久后就自我消失了。
      在新黨成立后,我去會見了它的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他曾經當過拉科夫斯基政府的體育部長,當時是最年輕的部長。他在空蕩蕩的前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大廈里接待我。他向我說明,這是他最后一次使用這個地方,幾天之后,新黨中央將搬到另一處去,那里當然要比這里小得多。他在介紹波蘭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時說,迄今為止波蘭社會主義建設方式沒有經受住考驗,波蘭統一工人黨已經喪失取得社會信任的能力。新黨不否定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成就,并將繼承它和波蘭左翼一切好的傳統,但是新黨已經過脫胎換骨的變化,將把民主、自由、社會公正和爭取議會大選的勝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把建設議會民主的、法制的、自治的波蘭,實現“民主社會主義”(以后他改稱為“人道的資本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
      雖然馬佐維茨基政府在轉軌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團結工會的領導人瓦文薩對此并不滿意,在“加速改革”、“清除舊體制殘余”的口號下,對馬佐維茨基政府發動了“上層戰爭”。團結工會分裂成瓦文薩派和馬佐維茨基派。
      其實瓦文薩同馬佐維茨基之間并不存在綱領性的分歧。瓦文薩發動這場“戰爭”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爭權奪利。一方面打擊馬佐維茨基,鞏固自己在團結工會中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向工人黨黨人的最后堡壘——1989年7月才當選總統的雅魯澤爾斯基發動“逼宮”,要求提前進行總統選舉。
      1990年12月,瓦文薩在全民普選中擊敗對手馬佐維茨基和以平民主義為號召而異軍突起的波僑百萬富翁蒂明斯基,當選為總統。馬佐維茨基總統競選失敗后,辭去了總理職務,另組政黨性質的“民主同盟”,繼續同瓦文薩派對抗。
      至此,波蘭-政治的改制事實上已經完成,經濟方面的轉軌也在高速推進,波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我是1987年7月到波蘭赴任的,那時局勢比較穩定,波蘭統一工人黨的地位看起來也還鞏固。然而兩年多以后,竟然完全換了一番天地。每當我經過華沙市中心,看到曾被稱為華沙“白宮”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大廈,紅旗早已悄然降落,“白宮”已成為一個商業機構,心里總是泛起一種恍若隔世的感慨。
      值得一提的是,電工出身的總統瓦文薩的文化水平不高。他的講話語法漏洞很多,常成為反對他的人的笑柄。拉科夫斯基對他有過一段評論:瓦文薩是有號召力的,善于隨機應變,能耍手腕,但缺乏一個領導者應有的素質;他沒有完整的戰略見解和長遠的目光,知識的貧乏使他常被顧問們所左右,不久之后他可能被別人取代。
      果然,1995年,瓦文薩競選連任總統時,就被波蘭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克瓦希涅夫斯基擊敗。2000年再次敗給克瓦希涅夫斯基。現在,他頭上的光環早已褪色,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在波蘭幾乎被人們遺忘了。他所創立的團結工會也已分裂成好幾個相互激烈爭斗的政黨,團結工會作為一股政黨力量已經不復存在。

早年的團結工會

 
      波蘭政權易手,看似平穩,但這只是表面現象。作為波蘭劇變的主要推動力量團結工會同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之間的斗爭是異常尖銳復雜的,其過程可謂波瀾起伏,驚心動魄。這段時間,我先后在外交部蘇歐司和駐波蘭使館工作,經歷了這場斗爭的全過程。
      團結工會誕生于1980年的波蘭大工潮中。70年代末期,由于波蘭當局的錯誤政策,經濟狀況迅速惡化。1980年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變相漲價的辦法,提高商品價格,特別是肉類等食品的價格。7月,盧布林等地發生了罷工,并波及華沙等主要城市。8月14日,波蘭當時最大的國有企業之一——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工人舉行罷工,成立罷工委員會,選舉曾參加1970年工潮被解雇的電工、地下“自由工會”的組織者瓦文薩為主席。
      罷工很快在格但斯克、格丁尼亞、斯切青等港口城市蔓延。16日,格但斯克數十個工廠在列寧造船廠成立了廠際罷工委員會,兩天后156個工廠加入了該委員會。同日,斯切青也成立了廠際罷工委員會。此后,聲勢浩大的罷工浪潮席卷全國。除了增加工資等經濟要求外,還出現了建立獨立的自由工會和恢復波蘭獨立等-要求。
      罷工工人受到廣大民眾的同情和支持,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和教會也積極參與其中,為團結工會出謀劃策。9月17日,擁有300多萬人的團結工會宣告成立。瓦文薩從眾多的罷工領導人中脫穎而出,當選為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的主席。一批主張西方民主、多年來一直反對當局政策的知識分子以及天主教知識分子聚集在瓦文薩身邊,成為他的顧問。團結工會由罷工工人的組織逐步演變為強大的-反對派組織。
      為了穩定局勢,波蘭統一工人黨更換了領導人,作了一系列-上和經濟上的讓步,同團結工會達成了停止罷工的協議。1980年11月19日,團結工會得到當局的承認,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的工會宣告解散。
      但是團結工會同當局之間的斗爭并沒有停止。團結工會不斷提出新要求,以罷工作武器,對當局施加壓力。社會對團結工會的聲援高漲,與當局的沖突不斷發生。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內部在如何應對這樣嚴重的局面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動蕩的政局造成生產急劇下降,人民生活困難,社會秩序混亂。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多次批評波蘭領導人對反對派過于軟弱,甚至示意不惜像1968年對捷克斯洛伐克那樣動用武力。
 

戰時狀態的實施

 
      在團結工會步步進逼、經濟瀕臨崩潰、社會矛盾加劇、外國武裝干預迫在眉睫的形勢下,雅魯澤爾斯基1981年12月13日宣布實施“戰時狀態”。實行宵禁,切斷全國通訊聯絡,禁止集會、游行示威、罷工,禁止工會和其他組織活動,對部分單位和企業實行軍管。對瓦文薩等3000余人實行隔離。
      我們在向國內報告這件事的時候,如何翻譯“戰時狀態”這個名詞頗費斟酌。按原文直譯,應該是“戰爭狀態”(stan wojenny),或“臨戰狀態”,但是現在并沒有戰爭。譯成“緊急狀態”又與原文相差甚遠。研究室的譚平爾同志主張譯為“戰時狀態”,這譯法照顧了原文,又沖淡了“戰爭”的含義,大家都說好。這個譯法一直沿用至今。
      后來拉科夫斯基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戰時狀態”是一個令人不舒服的字眼,問題就出在1952年憲法制定者們根本沒有想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會出現要實行緊急狀態的形勢,因而只寫進了一旦國家安全受到戰爭威脅時即可宣布實行“戰時狀態”的條文(當時稱“戰時狀態”只是一種權宜的辦法),后來竟被人們說成是執政者對人民宣戰。
瓦文薩在團結工會演講
圖 瓦文薩在團結工會演講
      12月13日一早,我們就到外面“觀察形勢”。只見街頭很多地方都停著坦克,荷槍實彈的士兵三人一組,川流不息地巡邏。遍布路口和廣場上的哨兵點著了篝火取暖。街上行人稀少,偶爾也可聽到有人在低聲咒罵當局。團結工會瑪佐夫舍分會門前有上百人聚集,呼喊著口號,搖動著手中的小旗,散發著傳單,但不久后就被警察驅散了。媒體報道了各地團結工會舉行罷工的消息,但都很快平息下來。
      過了兩個月,團結工會的街頭抗議活動又活躍起來。我們常常見到示威游行隊伍在使館門前經過。他們高呼“打倒軍政府!”“團結工會萬歲!”“你們的冬天,我們的春天!”等口號,到古城王宮廣場集合。防暴警察則用催淚彈、高壓水龍驅逐他們。
      在戰時狀態初期,由于所有的電話都被切斷,我們同波蘭外交部、使團、波蘭朋友都只能是直接開車去。有一次我們去看一個老朋友,這是一個三口之家:男主人是作家,女主人是政府司級干部,已退休,女兒是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大學生。他們見到我們,很自然地就談起現在的情況。女主人話不多,說了些當前生活方面的不便和困難,對戰時狀態未置可否。男主人介紹了近一個時期來的情況,認為當局尚能控制局面,但是,他憂心忡忡地說,無論團結工會怎樣,當局不應該使用這種辦法,這樣只會進一步失去人心,后果難以設想。女兒說到戰時狀態時顯得很激動。她認為,當局實行戰時狀態是在向人民宣戰,她沒有參加團結工會的活動,但是她的心完全是站在團結工會一邊的。她還特意從抽屜里拿出了團結工會的徽章,別在自己的胸前。他們一家的態度可說是當時波蘭社會的一個縮影。
      不過就“戰時狀態”的即時效果來說,當局還是樂觀的,起碼它把團結工會打了個措手不及,群龍無首,四分五裂。不久,團結工會舉行的罷工、游行等抗議活動就被鎮壓下去了。在這個行動中,當局最大的成功就是基本上避免了流血(僅在平息烏耶克煤礦罷工中有9人死亡),恢復了社會秩序。為了爭取人心,1982年11月波蘭當局釋放了瓦文薩,1982年12月中止了戰時狀態,1983年7月正式結束了戰時狀態。  
 

圓桌會議和議會選舉

 
      戰時狀態暫時穩定了國內形勢,但是,波蘭當局面臨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黨組織渙散無力,改革踏步不前,經濟嚴重困難,群眾不滿情緒不斷增長,外有西方國家對波實行的制裁,內有教會支持的地下團結工會和其他-反對派的積極活動。1984年,內務部策劃了暗殺親團結工會的神甫波別烏什科事件,加劇了群眾對當局的不信任和對團結工會的同情。以瓦文薩為代表的反對派利用時機,通過散發宣傳品、組織民間文化活動等方式擴大在群眾中的影響,等待有利時機同當局作最后一搏。在此期間,瓦文薩獲諾貝爾和平獎、教皇訪問波蘭并同瓦文薩會晤,對反對派是有力的鼓舞。
      1984年2月,波蘭當局宣布提高物價。群眾不滿情緒再度高漲,罷工等抗議活動連綿不斷。團結工會認為時機已到,1988年6月和8月組織了兩次席卷全國的大罷工和各種形式的群眾抗議活動。在群眾抗議浪潮的壓力下,梅斯內爾總理被迫辭職,由主張社會對話的改革派拉科夫斯基接任。
      幾經曲折之后,當局與反對派的圓桌會議于1989年2月6日召開。會議經過反復交鋒和妥協,于4月12日結束。圓桌會議的協議分三個方面:在經濟方面,實行“經濟市場化”,實現“自由形成的所有制結構”;在-方面,實行-多元化,允許在憲法范圍內自由結社,一切代表機構(如議會、地方人民代表會議)通過民主選舉方法產生,修改憲法,建立總統制,實行議會兩院制,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在工會多元化方面,修改工會法,使團結工會合法化。不久后議會通過了有關法案。
      然而,圓桌會議最重要的決議是關于提前舉行議會選舉的決定。議會根據圓桌會議協議制定的選舉法規定,眾議院460個議席中,35名議席(占總席位的7.6%),由全國性機構產生(即所謂全國名單,基本上是主要國務活動家),其余425個議席分別由全國108個選區按名額分配比例產生。按規定,在眾議院全部議席中,波蘭統一工人黨占35%,聯合執政黨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占25%,同政府合作的世俗宗教團體占5%。其余35%的議席由包括反對派在內的無黨派人士競選,參議院的議席則全面自由競選。
      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以為通過召開圓桌會議可以分化反對派,爭取其中“建設性部分”,吸收他們進入政權,使他們承擔-社會責任,從而達到穩定政局發展經濟的目的。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對選舉結果非常樂觀,以為他們加上盟黨完全可以穩操勝券,取得議會中的穩定多數。
      事實上他們完全估計錯了。他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反對派的力量,更沒有估計到盟黨的動搖性。在1989年6月的議會選舉中,波蘭當局在議會選舉中慘敗。反對派不僅獲得了眾議院自由競選161席中的160席,而且囊括了參議院100個席位中的99席。波蘭統一工人黨知名領導人全部落選。接著,在國民大會總統選舉中,雅魯澤爾斯基僅以比所需最低票數多一票的結果當選(雅魯澤爾斯基當總統,是圓桌會議上的默契)。  
      反對派大獲全勝之后,改變了原來不組閣的初衷,并開始把圓桌會議的協議置諸腦后。在瓦文薩極力拉攏下,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兩個盟黨臨陣倒戈,團結工會因而取得了議會中的穩定多數。雅魯澤爾斯基總統兩次所提總理候選人均未通過,最終無奈同意馬佐維茨基組建政府,從而有了本文開頭所寫的一幕。
 

尾聲

 
      波蘭的變革牽動了整個東歐。匈、捷、民德、保、羅相繼發生劇變,離開了原有的社會主義,走上了多黨制、議會民主、經濟市場化、所有制私有化的道路。參與變革浪潮的,既有反動分子,極右勢力和主張自由民主的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見者,也有希望擯棄蘇聯模式框框的共產黨人以及對現實不滿的廣大群眾。  
      這場劇變為什么會發生呢?1992年4月,在我離開華沙的前夕,前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契萊克,對我談了他的看法。
      “波蘭統一工人黨失去了執政地位。這種局面的形成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也就是說這是波蘭歷史、經濟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從歷史角度看,波蘭社會主義力量的基礎是比較薄弱的。戰前波蘭共產主義運動中,盧森堡和她的繼承者否認波蘭民族解放的要求,他們的口號是要把波蘭變成蘇聯的第17個加盟共和國。這就注定了他們在波蘭人民中沒有根基。30年代波蘭共產黨遭斯大林解散,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二次大戰蘇聯同希特勒對波蘭進行第四次瓜分,波蘭人民很自然地把這算在共產主義的賬上,使共產黨人在波蘭聲譽掃地。戰后,我們建立了人民政權,但那時是靠蘇聯紅軍帶進來的。其實當時波蘭工人黨的力量很小,而倫敦流亡政府在波蘭國內有一整套政權系統。更重要的是,人民不喜歡我們,我們被稱為莫斯科的代理人。
      “戰后45年來,人民政權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戰后初期和哥穆爾卡1956年重新上臺的一段時間里。但我們犯了許多錯誤:忽視民族特點,照搬斯大林模式,對教會和黨外愛國力量政策過左,傷害了許多群眾的感情。黨和國家機關越來越脫離群眾,官僚主義蔓延,以及經濟政策的失誤,造成社會氣氛惡化,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倒退,人民社會水平下降,黨的威信喪盡,加上教會力量大,西方傳統文化在群眾中影響深,以及西方國家的政策等因素,終于在1980年爆發全面危機,反對派(主要是團結工會)乘機崛起,全國一片混亂,國家民族的前途受到嚴重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實行戰時狀態。但是戰時狀態并沒有解決波蘭的根本問題。首先群眾的思想始終沒有轉過來,大多數人把戰時狀態看作是對民主和改革的扼殺,加重了對黨的不信任;其次我們的經濟一直沒有搞好,人民生活困難沒有得到緩解。到1988年,再度爆發大規模罷工,而且大多數是-性的。這些罷工是團結工會利用群眾的不滿組織起來的,并得到社會的廣泛支持。我們當時認為,再次使用武力解決的辦法肯定得不到人民的理解,而且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全國大亂局面,我們決定采取-解決的辦法,同反對派妥協,希望爭取時間,摸索新的符合波蘭特點的社會主義模式。可惜我們沒有成功。”
      契萊克這番話是就波蘭而言的,但在整個東歐具有普遍性。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先天不足,照搬蘇聯模式,黨的領導人犯了一系列錯誤,結果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這些就是發生劇變的根本原因。在我離開波蘭半年多之后,蘇聯也宣告解體。原因雖有所不同,但同樣證明了一個真理:失人心者失天下。
     事實上,在1989年,歷史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今天,在這些國家,轉軌過程已經基本結束,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即使在波蘭這樣前工人黨人執政的國家里也不例外。對這個歷史現象,作出科學的結論恐怕還需要時間,本文不打算作理論上的探討,我只是希望,以上對波蘭劇變過程的描述能夠有助于在這方面進行更深入全面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