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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3

西安事變對當時中國時局的影響

      西安事變毫無疑問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結束,由此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
      然而對于西安事變的不同看法,多年來從未間斷。
      這些年來的主要言論有“共黨漁利說”、“張楊后悔說”、“共黨輸家說”、“蘇聯控制說”等等,當然這些言論都不是站在人民立場想問題的,是標準的英雄史觀。
      先看蔣介石日記:“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于兩星期至一個月可竟全力者,幾全毀于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叛亂,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國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
      他說后退三年還算保守的,另一個著名民國人物胡適認為“至少要倒退二十年”。
      蔣介石如果不是被胡適一類人物包圍導致視聽失聰,也是一個沉浸于幻想的人。事變前中國都發生些什么事,他真的不知道嗎?
      1931年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撤出了東北,退入山海關內。同年1月山海關失守, 3月,承德失守。張學良引咎辭職,在國內屢遭痛罵。
      1935年9月20日,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陜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東北軍在幾次戰役中,三個團被殲,109師大敗潰逃。
      1936年年11月19日,紅軍在山城堡地區全殲胡宗南部第78師一個多旅,擊潰第1師第1旅,第1軍其他各部倉皇西撤。
      他跟共產黨不是沒交過手,這才過去一個月,他已經忘記了。此前在中央蘇區的多次圍剿失敗他也忘記了,在南昌行營的發誓賭咒他全忘了,如果不是共產黨內的路線錯誤,第五次圍剿他也未必能占便宜。
      所謂“共黨漁利說”就是建立在這種虛妄假設上的,意思是假如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就被消滅了。紅軍經過長征已經陷入絕境,即使短期可能生存,長期來說,紅軍必遭殲滅。向南:8萬多紅四方面軍損失了約4萬;向西:2萬多人的西路軍全軍覆沒;向東:紅軍東征失敗,還犧牲了紅二十八軍軍長劉志丹。向北也根本無法建立根據地,唯一的可能就是進入蘇聯控制外蒙古求生。這樣雖然可能保證紅軍的暫時生存。但是,只要紅軍一進入蘇聯控制區域,從政治上來說就等于自我引爆了。
      這種論調雖然不提兩個星期消滅紅軍,基本上還是“人多槍多”就能打勝仗的邏輯,既不看以前的事實也不顧以后的結果。
      共產黨如果靠的是“人多槍多”它就不叫窮人的黨了。
      事實上此時的共產黨并不想打,再打下去中華民族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全中國人民不答應,共產黨自身也不能站在道義立場獲得現代性。
      所以共產黨一年前就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西安事變是歷史的轉折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發動了大規模的大學生示威游行,給實行“攘外必先安內”,“不抵抗政策”的國民政府以巨大壓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聯名發出《紅軍為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
      1936年2月,中共宣布開始東征抗日,由劉志丹率領的紅軍進軍河北、熱河對日軍作戰。
      與此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要求全民抗戰的呼聲越來越高。由于日本侵略東北和華北,破壞了遠東的列強均勢,引起英美蘇的不滿。國內的反日浪潮,也深入到國民黨軍隊里去了。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出通電,6月2日,致電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準許粵桂部隊北上抗日。
      1936年4月起,張學良開始了和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接觸。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
      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中國工農紅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形成了擁護“民族統一戰線”的“鐵三角”。
      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戰,遭到嚴詞拒絕。
      12月1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致書蔣介石,促其當即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蔣介石再赴西安,脅迫張學良、楊虎城“剿共”。
      12月7日,張學良去華清池,向蔣介石“哭諫”;8日,楊虎城去勸蔣,均無結果。
      12月10日,蔣介石召集軍事會議,決定12日發布第6次“圍剿”紅軍命令。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介石召見邵力子,讓他通知大公報社可以發表對張、楊的彈劾,并撤銷職務,引起社會各界不滿,張楊由此才發動西安事變。
      所以,西安事變是蔣介石在政治、軍事、外交、文化上全面破產的結果,而不是破產的原因。
      “張楊后悔說”就是從另一個角度維護蔣介石的,認為張學良楊虎城害了國民黨,所以他們“后悔”了。國民黨對張學良的評價是“禍國殃民的千古罪人”。臺灣的歷史教科書都沿用這樣的說法:西安事變是在“東北淪陷”思鄉情切下,受中共唆擺和不滿“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挾持蔣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項主張。西安事變使得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聯共抗日,導致中共起死回生。
      然而歷史就是歷史,且不提楊虎城后來幾經輾轉欲回國參加抗戰,被蔣介石囚禁殺害。就是張學良在軟禁多年后,當一位美國記者于1991年非常直率地就西安事變問他說:“假如時光能倒流,您還會如此做嗎?”張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還是一樣那么做。我是軍人需負責任,我做的事我負責,沒什么后悔的。假使時事如此,我還是那么做,別說軟禁五十年,槍斃了,我都不在乎。”
      一個叫楊奎松的人為此大為不滿,因為張學良居然沒有滿足他的愿望,也不學胡適的腔調說話,他嘆息:“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我們從這種明顯桀傲不馴的言辭中無論如何再也找不到那個誠惶誠恐,怨天尤人,反復自責的張學良了。”
      “共黨輸家說”、“蘇聯控制說”也是大致相同的邏輯。前者是說蔣介石雖然暫時受了委屈,但其實中共和紅軍在這一極其有利的事變中不僅未得到任何政治利益,反而損失了事變前已經形成的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聯合局面,在這個期間又被“馬家軍”消滅了紅軍的一部分,在事變后的政治博弈和軍事博弈中全面輸給了蔣介石。后者則是認為張學良被赤化了,同時也完全否認中共有獨立能力,夸大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共的影響。
      這些論調在網絡上不斷接力傳播,確實一度制造了混亂,仿佛歷史真的無法捉摸,民心向背真的無用,人民群眾真的只能任人宰割。
      在共產黨內,突如其來的事變確實引起了巨大震動。
      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以來,被殺害的共產黨人多達幾十萬。蔣介石這三個字在每個共產黨員心靈上都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左傾盲動主義的產生就是基于這個記憶的正義沖動,無數熱血青年前赴后繼投入共產黨的事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個記憶。當事變的消息傳到紅軍總部所在地保安后,紅軍將士無不為之激動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蔣介石清算血債的時候了”。在共產黨高層,自然也同這些情緒反應大體一致,也都經歷過由激進到冷靜、由權衡利弊到制定政策的過程。
      而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方面的態度也確實部分影響了中共對事件的看法,斯大林親自草擬了電報,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轉告中共中央:“應該首先了解到:蔣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蔣介石,必會引起內戰,而內戰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還解釋說,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蘇聯希望和平解決的態度,固然有維持亞太平衡以自保的因素,但基本是務實可取的。對于指責張學良部隊里有親日派活動,蘇聯報刊將張學良的行動與“中東路事件”和汪精衛的陰謀活動相聯系的言論,中共并沒有采納。
      事變的第二天,13日上午,中共中央為商討事變問題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首先發言,他肯定這次事變是革命的,認為張學良、楊虎城的行動有積極意義,應該表示支持。接著周恩來發言,他提出在鞏固西北三方聯合的同時,要推動、爭取國民黨黃埔系、元老派和歐美派積極抗日。會后中共中央應張、楊的要求,立即派周恩來等人奔赴西安。15日發出中共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指出此次事變是“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周恩來17日抵達西安后,與張、楊二人舉行多次商談。18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條建議。
      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與13日的會議相比,這次會前中央對外界的反應及動向已經比較清楚了,認識也已完全統一。隨后中共中央召開干部大會,毛澤東講話:對蔣介石的處理有上、中、下三策:“殺”是下策,“不殺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決定的方針是“放”,這是聯蔣抗日的上策。
      12月22日,蔣介石終于向張、楊口頭承諾“我不剿共了,與共產黨合作”。下午3點,張學良和楊虎城陪蔣介石夫婦直奔機場。在機場上,蔣介石鄭重對張學良和楊虎城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后我絕不剿共。”
      以上就是事變的大體過程。
西安事變
      應該說,決定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是多重力量角逐的結果。
      除了共產黨和張楊二人擁戴蔣介石成為抗日領袖的態度堅決外,從蔣介石的角度看,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也是重要因素。代表英美利益的宋家兄妹是主張列強在中國的均衡態勢的,日本打破了這個均衡,他們自然要抗爭。國民黨內的地方實力派是主張地方自保的,他們抗衡中央勢力的法寶也是要舉起抗日大旗,在其管轄的區域范圍內也多有進步措施。而以何應欽為代表的親日派用心險惡,在事變中不但要討伐,而且要直接轟炸西安,滅掉蔣介石本人。這些都是促使蔣介石痛下決心的理由。所以他對張楊二人表示,回去要釋放沈鈞儒等“七君子”,“新內閣絕不會再有親日派”。
      所以歷史偶然性是歷史必然性的反映,事變是偶然的,但決定歷史走向的卻依然是那些基本的歷史條件和規律。那些不負責任的如鳳凰網之類無非還是重復英雄創造歷史的陳腐觀念,似乎決定歷史的發展方向就在于少數人的一念之間。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圍繞著如何實現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還是多有反復。其間僅國共兩黨比較重要的談判,就進行了五次。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即使像蔣介石這樣的獨裁者,在重大決策上也不是一個人說了能算的。
      首先是蔣介石一回到南京就翻臉了。
      本來在西安的承諾就沒有文字記錄,即使有記錄也可以不認賬,這點張學良有心理準備,但沒想到能扣押他一輩子。
      12月27日,蔣介石日記中說“晚見漢卿,彼猶強余以實行改組政府而毫無悔禍之心,余乃善言慰之,并實告以軍法會審后,請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圖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也就是說要送他上軍事法庭,走過場后還會放他回去。當天晚上,張學良寫給楊虎城的信中表達了不滿但還報有希望。
      直到12月31日被判處徒刑十年,他還不相信蔣介石會反悔。他給毛澤東去信稱:“弟在此盡力奮斗,雖多困難,尚可順利,俟二三日把政府做完,幾天即回。”其實蔣介石與黨內眾多干部的決定是,下決心不放他回西安。
      蔣介石29日的日記中清楚地寫道:“彼所要求者為中央在西北部隊一律撤退,此為其惟一之要求。如果放棄西北,任其赤化,則不惟國防失一根據,而且中華民族發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復矣。”
      所以在30日,蔣已令東西兩線中央軍向陜西推進,進據陜甘兩省。31日,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即致電毛澤東和彭德懷,請求甘北紅軍予以支援,當時共產黨方面還將信將疑。
      1937年1月2日白天,周恩來與楊虎城等商定,西安方面由楊領導,分電蔣、宋,促張速回。軍事上,東北軍、十七路軍暫守原防不動,甘北紅軍主力可秘密南下陜西。到了深夜,周恩來報告延安中央:張學良負責與南京方面聯絡的代表鮑文樾帶回來的消息稱,張已失去自由,蔣介石、宋美齡已回奉化老家療養,中央軍西進已證實,何應欽等事實上在南京主導一切。至此,中共中央對形勢變化的判斷已基本確定,“南京親日派當權,改組政府暫時無望”,紅軍應當準備作戰。
      其次是蔣介石對西北善后的策略是“政治分化,軍事施壓”,奉行軟硬兩手。
      對西安三方,他認為最需要解決的,既不是東北軍,也不是紅軍,反而是楊虎城及其所部。因為在他看來,西安事變最主要禍首就是楊虎城。楊之所以必欲與南京對抗,是因為南京必欲控制楊及其十七路軍看家之本的西安及潼(關)寶(雞)鐵路沿線地區。只要解決了楊的問題,中央軍進入西安,西北善后也就基本上成功了。
      與此同時張學良的態度也發生變化,張學良1月7日已決心放棄西北三位一體的軍事關系,主動向蔣提出甲乙兩案,以求徹底解決西北軍事善后問題。他希望能就此將東北軍調離陜甘,以免在西北亂局中被南京和中共分化瓦解。同時,這也可以減少蔣對他與中共關系的懷疑。
      13日,蔣介石正式將自己修改過的張學良甲乙兩案交楊虎城代表米春霖帶回,限期最晚16日必須做出選擇。18日蔣介石下令稱:“一旦東北軍按約定從潼關撤退,中央軍即準備于23日、24日開始轟炸楊虎城部,然后即開始進攻西安。”
      西北善后明顯地進入到了一個極端嚴重的狀況:西北三位一體面臨瓦解,以及中央軍對西安城的大舉進攻,都一觸即發,而中共方面對這些還不知情。
      這時,又一個偶然性情況發生:在西安的少數東北軍少壯派于1月2日深夜聯名通電前線部隊,“決定以武力貫徹副座回陜之要求”。2日晨,他們一群人持通電文本打算挨個逼迫在西安的東北軍主要將領簽字認同,結果一開始即遭到反對。憤激之下,這些軍官竟然槍殺了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等數人。結果東北軍前方部隊不僅沒有響應西安少壯派軍官的通電,王以哲所部以及其他一些軍師長,反而紛紛率部撤兵。受抗日同志會影響的政訓處和張公館機要人員跑光,特務團、抗先隊被迫躲去邠州。而老派將領紛紛投降出賣,東北軍已面臨極大危機。
      隨著2月9日顧祝同及行營人員開始在西安辦公,3月初,東北軍全部東調豫皖。之后,連十七路軍總指揮部也被撤銷了,楊虎城被迫出國。張學良雖經蔣介石于2月13日提議恢復公權,但仍交軍委管束,再無恢復自由的可能。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國共雙方正式啟動兩黨談判,所以十分艱難。
      在中共方面,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周恩來向國民黨提交了《關于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以及中共會談的書面提綱。提綱列出18個問題,主要有:商議民族統一綱領;釋放政治犯;停止“剿共”;派人到南方蘇區聯絡改編紅軍游擊隊;發表邊區政府委員會名單,委員為林伯渠、張國燾等;改編紅軍,紅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至少四個師,一師師長林彪,二師師長賀龍,三師師長徐向前,四師師長劉伯承;修改國民大會選舉法;召開國防會議;釋放沈鈞儒等“七君子”等等。
      在國民黨方面,蔣介石針對中共的方案提出:先由中共發表宣言,國民政府即公布紅軍編制為三個師,四萬五千人,三個師以上設政訓處,不能設總部;朱德、毛澤東須離開紅軍;邊區政府可由中共推薦國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職,中共推薦副職等。蔣介石還提出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國共雙方推出同等數目的干部組成,蔣為主席,有最后決定權;共同綱領及國共兩黨一切對外宣傳和行動,等。
      國共兩黨的幾次談判,內容豐富,交鋒激烈,互有進退。盡管雙方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完全平等,但談判還是取得了重要成果,體現了國共堅持合作抗戰的民族大義和正確方向。
      中共對蔣介石的諸多限制予以爭論反駁,同時作出不少讓步,如接受蔣介石提出的合組革命同盟會的條件及蔣介石的最后決定權,承認國民黨事實上的領導地位,表示按照南京政府的要求進行改制改編。同樣,蔣介石也一度不滿,在他的日記中還出現“為收編共軍事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猶未發耳”的記載。
這時,歷史的必然性再次出現,“七七事變”發生后,抗戰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合作抗日的民族大義再次戰勝了兩黨政治的現實考量,并成為雙方互相讓步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
      本來蔣介石在紅軍指揮權上堅持己見,拒不讓步,并明確提出要朱德、毛澤東出洋。這個要求,遭到了周恩來的嚴詞拒絕。
      蔣介石雖未接受周的意見,在6月17日還想要“毛澤東出洋”,但最終放棄了原案,改為要朱德、毛澤東“須出來做事”。關于是否設立紅軍指揮機關,實質上決定著紅軍的指揮權,因此成為談判的核心問題。
      到了6月26日,顧祝同轉達蔣介石的意見,指出對中共意見實難同意,要求體念其處境之苦,不必斤斤計較于此“區區小枝節”。事實上,紅軍的指揮權是大問題,而不是“區區小枝節”,蔣介石如此堅持,也正說明該問題的極端重要。
      在蔣堅不退讓之下,中共于7月17日提出從大局出發,紅軍改編后平時可設政訓處指揮,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主任,但戰時不能不設指揮部。
      直到8月,由于日軍進攻形勢嚴峻,蔣介石才最終接受中共主張,紅軍的指揮機關、軍隊序列和統帥人選等都得到了圓滿落實。9月,終于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1956年,毛澤東在與訪華的日本前陸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同年,在接見日本日中輸出入組合理事長南鄉三郎時,也說了類似的話。他以詼諧、幽默的方式闡述了歷史辯證法,證明了決定歷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別的,恰恰是被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眾。
      1991年5月29日上午,曾經擔任張學良秘書的呂正操到美國會見張學良。半個多世紀沒有見面了,兩人心情都很激動,雙手緊握,四目相對,久久不能平靜。
在談話中,張學良說:“我可迷信了,信上帝。”
      呂正操隨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
      張學良笑著說:“你叫地老鼠。”這指的是當年呂正操在冀中和軍民一起運用“地道戰”等形式,開展游擊戰爭的故事。
      呂正操說:“地老鼠也是人民創造的嘛,我能干什么,還不都是人民的功勞,蔣介石、宋美齡都信上帝,800萬軍隊被我們打垮了,最后跑到臺灣。”
      張學良隨即插話:“得民心者昌!”
      呂正操緊接著說:“那還不都是靠的人民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