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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鍍金時代的美國西部轉型

      資本主義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西部的滲透在迅速和激烈程度上超過了其他任何地區,這片被詩人沃爾特·惠特曼稱作是“廣袤無涯的、無蹤無跡的空間”此刻也納入到不斷擴張的經濟中來。內戰結束時,西進定居的邊疆地帶沒有超越密西西比河。在密西西比河的西部躺著數百萬英畝肥沃的、富有礦產資源的土地,巨大的野牛群在上面奔騰不息,它們的肉為居住在這里的25萬多印第安人提供了食物,它們的皮則為印第安人提供了制作衣服和搭建住所需要的材料。
      1893年,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做了一個頗有影響的演講,題目為“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意義”。在演講中,他提出,美國文化的特別素質——個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經濟地位的流動性——是在西部邊疆形成的。在他看來,西部是美國的一個“安全閥門”,將那些在東部對自己的境況不滿意的人吸引過來,從而抵消了社會動亂的危險性。特納的學說是對美國歷史所做出的最有影響的解釋之一,但他演講所總結的對待西部的看法早在1893年以前就廣為美國人所分享。自從英屬北美的殖民定居活動一開始,西部——它的地理位置的定義隨著人口的擴張而變更——就一直被那些希望改善自己生活環境的人當成是一種機會的應許之地。
      許多美國人在西進運動中的確體會到了特納所描述的生活狀態。從美國革命之后數十年內移居到俄亥俄、印第安納和伊利諾伊的農場主,到在19世紀中葉加利福尼亞淘金熱找到金礦的探險者,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和來自國外的移民在西進運動中找到了獲得經濟機會的通道。然而,特納所提供的只是一個片面的西部史。大多數移居西部的定居者都是以舉家遷徙或作為移民社區的成員、而不是以單獨探險者的方式進入西部的。特納好像將白人定居者到來之前的西部描述成為一個空曠無人的空間。事實上,土著印第安人已經在這里居住,而他們的被迫遷移則是為其他人前來定居提供開放土地的前提條件。此外,西部也不是一個由獨立小農場主構成的統一的天堂。譬如,從18世紀開始,加利福尼亞就一直保留由宗教派別成員建立的、在教會土地上實施的印第安人強制性勞動體制,這種制度幫助建立起當地的大型農業土地的勞動力管理模式。西部的大地主、鐵路公司和采礦公司也曾使用墨西哥移民和契約奴工、簽訂長期勞工合同的華工等。內戰結束前,他們還使用過黑人奴隸。

一個多元化的地區

 
      西部當然不是一個單一地區。在密西西比河的西部有著多姿多彩的不同地區,各自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地理美景而聞名——“廣袤無涯的、無蹤無跡的”大平原,落基山脈,西南部的沙漠,內華達山脈以及加利福尼亞和太平洋西北部的流域與海岸線。還需要很多年的時間,個人定居者和商業公司最終才能滲透到所有這些地區,但在19世紀末,西部開發已經達到了非常深入和先進的程度。
      美國西部的政治和經濟組合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分。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隨著集權式政府將大片內陸領土收歸一統進行控制的時候,土著居民們——包括在智利的馬普切人(Mapuche)、南非的祖魯人(Zulu)、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等在內——往往被拋棄在一邊(通常是在經過頑強的抵抗之后)。在美國,聯邦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包括通過戰爭和條約獲得印第安人的領土,主持土地的買賣,規范聯邦領土上的政治運作,為農場主、鐵路和礦業公司分發土地和金錢等——積極參與了重組西部的過程。
      20世紀,由聯邦政府資助修建的水利灌溉系統和大壩將使得大量地區進入從事商業性農業的行列。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西部將成為一個因鍥而不舍的個人主義和寧折不屈的獨立精神而聞名的地方。然而,如果沒有來自政府的積極有力的支持和資助,這個區域永遠也不會為人定居和得到開發。

中部邊界的農業耕種

 
      雖然與印第安人的戰爭仍在斷斷續續的進行之中,定居者還是潮水般地涌入到西部。聯邦領土和各州政府都迫切盼望人口的增加,鐵路公司也迫不及待地希望將從政府那里獲得的土地轉賣給定居者。各種各樣的鼓動和宣傳材料充斥著歐洲各國和美國東部的城市,向人們允諾在西部獲得土地是如何的便利。內戰后30年內獲得開發的西部土地面積超過了美國歷史上前兩個半世紀所開發土地的總和。成千上萬的家庭通過宅地法獲得了農場,更多的人則從土地投機者和鐵路公司那里購買了土地,后者事先從聯邦政府那里獲得大量的公共贈地。在中部邊界地區(包括明尼蘇達、南北達科他、內布拉斯加和堪薩斯在內),一個新的以為國內和國際市場生產小麥和玉米為主的農業帝國開始崛起,這一地區的人口從19世紀60年代的30萬人增長至1890年的500萬人。農場主們也是一個多元的群體,他們中間有東部出生的本土美國人,有重建結束之后從南部逃離出來的黑人,還有從加拿大、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和英國來的移民。族裔多元化的問題一般來說與東部城市相關,但在19世紀末期,聯邦內文化最為多元的州卻是北達科他。
      盡管西進定居的宣傳材料有各種承諾,但要在大平原經營農場卻并非易事。人們在這里碰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從躲藏在高高草叢中的眼鏡蛇,到定期騷擾這一地區的暴風雪和干旱天氣。婦女們承受了主要的負擔。農場家庭一般會在節省勞力的機械上進行投資,指望賺回現金來,但不會花錢購買減輕婦女家務勞動(如讓人累得腰酸背疼的洗衣工作)負擔的機器。丈夫與兒子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在經營商品作物上,農場婦女則負責喂養牲口和動物、種植作為口糧的作物、煮飯和打掃衛生。一位來自亞利桑那的農場婦女在日記中記下了她上午所干的雜活:“起床,把雞放出籠,打一桶水……生火,把土豆放在火上煮,打掃地板上半英寸厚的灰塵,給三群小雞喂食,然后和面,準備早飯、牛奶;除了在家里做事,今天上午還得去放牛,跟著牛群走了半英里。”在那些地處邊緣的宅地上,因為離學校、醫療所和娛樂點都很遠,農場家庭不得不忍受孤獨和與世隔絕的痛苦——這對于婦女來說尤其是一個很痛苦的現實,尤其是在她們的丈夫有時為了推銷農作物不得不外出的時候,有些外出的時間甚至長達一個星期。

“邦納查”農場

 
      探險家和地質學家約翰·韋斯利·鮑威爾(John Wesley Powell)在19世紀70年代勘察了中部邊界地區,他曾警告說,因為這個地區的酸雨天氣和缺乏雨水,當地的開發需要有大規模的水利灌溉系統的支持。1862年的宅地法所期望的家庭農場模式不可能完成這種工作,沒有任何一家單獨的農場能夠單獨承擔灌溉農場所要求的工作;鮑威爾說,只有合作式的、公社式的農業耕種才能獲得成功。
收割-脫粒合成機在西部“邦納查”農場上收割小麥時的情形。這幅照片攝于1890年左右。
      盡管有幾家面積達數千畝、雇用大量農業工資工人的“邦納查農場”(bonaza farms)正在出現,家庭農場仍然是密西西比河西部的主要生產形式。然而,即便是小農場主,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向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需要轉向,集中生產能夠遠銷到遙遠地方去的單一作物。與此同時,鐵路將工廠制造的商品帶給了鄉村人口,取代了先前由農場家庭自己制作的一些用品。農場家庭也越來越多地依賴貸款來購買土地、機械和工業產品,同時也越來越面臨世界市場上農產品價格漲落的影響。農業生產也反映出國際經濟已經如何變得更加一體化了。經濟蕭條和在阿根廷、澳大利亞和美國西部這樣的地方擴大的農業生產導致了農產品價格的一直下跌。19世紀最后25年內,從意大利、愛爾蘭到中國、印度和美國南部,全世界小農場主都遭受嚴重的困難。許多人加入了各自國家內部的移民運動,或者加入到不斷增長的國際勞工移民的流動之中。

加利福尼亞的大型農場

 
      西部農場的未來最終將與大型的農業企業聯系在一起,這些企業將倚重于水利灌溉、化學產品和機械的使用,這些投資遠在家庭農場所能承受的投資之外。加利福尼亞未來的農業前景已經十分清楚,遠在西班牙和墨西哥人控制的時期,土地擁有的大型集合體就已經形成。19世紀末,南太平洋鐵路公司這樣的公司在加利福尼亞擁有大型水果和蔬菜農場,在這些農場上工作的不僅有期望獲得自己土地的農業工人,還有來自中國、菲律賓、日本和墨西哥的移民工人,他們跟隨著作物的成熟期從一個地方流浪到另外一個地方。“加利福尼亞不是一個農場的國家,而是……一個種植園和農莊的國家”,年輕的記者亨利·喬治在1871年寫到,他敦促政府采取行動制止“土地壟斷”,“給予所有人同等的機會”來爭取經濟獨立。

牛仔與公司化的西部

 
      內戰之后的20年里同時也見證了野牛王國的黃金時代。堪薩斯太平洋鐵路公司設在堪薩斯州阿比林(Abilene)、道奇城(Dodge City)、威奇托(Wichita)等地的火車站成為了數百萬頭野牛長途跋涉的終點,這些寓言般的牛群驅動的出發點在得克薩斯。一群由白人、墨西哥人和黑人組成的隊伍負責驅趕牛群,牛仔成為了在開放牧場上一種自由生活的象征。他們的業績后來將成為無數好萊塢電影的主題,他們的服飾將激發起流行服裝的制作,至今仍然盛行不衰。然而現實的牛仔生活并沒有這些浪漫的色彩,牛仔中的大多數人不過是領取低工資的工人(1883年得克薩斯的牛仔甚至舉行了爭取高工資的罷工)。隨著農場主們將越來越多的開放牧場用鐵絲網圈起來,在大平原草地上放牧和驅趕牛群變得愈加困難,兩個氣候寒冷的冬天又毀掉了數百萬頭野牛,這樣,長距離的牛群驅趕活動終于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結束了。當這個行業的元氣恢復之后,它開始在靠近鐵路交界站附近的大型關閉式牧場中重新組織牛群的貨源。
      西部不僅僅是一個農業帝國。1890年,西部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例高于其他的區域。加利福尼亞的經濟重心仍然在舊金山,這是一個主要的制造業和貿易中心。南加州地區的迅猛發展是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的,開始是由鐵路公司竭力推動的旅游業為起點,隨后又受到1892年在洛杉磯發現石油事件的推動。大型企業公司在整個西部到處可見。1860年,伐木產業主要為小規模的生產者所主導,此刻為大公司所控制,這些公司獲得了大片的森林土地,雇用了大批伐木工人。西部的采礦業,從密歇根的鐵礦石、銅礦到加利福尼亞、內華達和科羅拉多的地區,此刻也統統落入大公司的控制之中。這些公司從東部和歐洲動員和籌集投資,引進了先進的技術。1876年,南北達科他出現了淘金和淘銀熱,1883年和19世紀末,在愛達荷和阿拉斯加也出現了淘金熱。然而,如1848年后在加利福尼亞的情形一樣,那些帶著鎬頭和鐵鏟在表層礦敲敲打打的單干探礦者很快就為那些雇用了工資工人、進行深層開采作業的采礦公司所取代。
      同樣的過程也發生在新墨西哥。當地的傳統生活方式是以在墨西哥村民公有土地上的羊群放牧為主,美國從美墨戰爭中獲得這塊土地后,這種生活方式多少得以延續。19世紀70年代,鐵路的發展延伸到這一地區,帶來了東部的采礦公司、商業牧場主和農場主。因為法院只承認墨西哥時代頒發的私人土地的土地擁有權,越來越多的公用土地則被出售給后來者。1880年,20個家庭擁有新墨西哥3/4的羊群。因為無法繼續養羊的工作,越來越多的西班牙裔居民只能到新開的礦山和鐵路上去找工作。

征服大平原的印第安人

 
      將西部重組兼并到全國經濟中來的過程宣告了大平原印第安人和他們所熟悉的世界末日的來臨。他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早在18世紀,西班牙人將馬引入了他們的生活之中。馬的廣泛使用將他們原來靠步行的農業耕種和狩獵生活方式轉化為騎在馬上追殺野牛。新移居到大平原來的印第安人部落利用馬的優勢,與19世紀的幾個主要部落合并起來——包括沙伊安人(Cheyenne)、科曼切人(Comanche)、克勞人(Crow)、基奧瓦人(Kiowa)和蘇人(Sioux)。因從東部移居而來的新來者希望獲得當地印第安人部落所控制的狩獵區,兩者之間爆發了持續很久的戰爭。
      內戰之前沿俄勒岡和加利福尼亞通道移居西部的移民很少遭遇印第安人的襲擊,他們甚至經常與印第安人進行食物和物質交易。然而,隨著定居者開始不斷蠶食印第安人的土地,聯邦軍隊與大平原各印第安人部落之間的血腥沖突便開始了,并一直延續數十年之久。內戰期間,蘇人曾殺死了在明尼蘇達的數百名白人農場主,他們的行動最終被聯邦軍隊鎮壓下去。一個軍事法庭將300名印第安人判處死刑,林肯總統將處死的人數減少到38人。1862年12月,這些人被絞死。這樁案件成為美國歷史上被官方執行死刑人數最多的事件。
      有些擁有奴隸的印第安人部落曾站在南部同盟一邊。1865年后,它們被迫向聯邦政府割讓自己的許多土地,并把自己的土地分給曾經擁有的奴隸們(只有奴隸主被要求這樣做)。聯邦軍隊對西南部的納瓦霍人也發動了圍剿,摧毀了他們的果園、羊群,強迫8000人移居到一塊由政府專門建立的保留地上。納瓦霍人的“長途跋涉”與切落基人的“眼淚之路”一樣,在他們的歷史經驗中占有極為中心的位置。與東部印第安人不同的是,納瓦霍人最終被允許回到一部分原本屬于他們的領土上去生活。
19世紀70年代,當堪薩斯-太平洋鐵路穿越西部時,狩獵者不斷槍殺野生水牛。
      1869年,尤利塞斯·格蘭特總統宣布在西部實施一項新的“和平政策”,但戰爭很快又恢復了。曾參加過內戰的將軍們,如菲利普·謝里登(Philip H. Sheridan)等,采用了內戰中擊敗南部同盟的做法,把摧毀印第安人的經濟基礎——村莊、馬群、尤其是野牛群——作為目標。印第安人在馬背上的狩獵已經大大減少了野牛的數量——1800年時估計有3000萬頭——但真正導致大批野牛群絕跡的卻是軍隊連續不停的圍剿和那些尋求牛皮的狩獵者對野牛群的屠殺。至1886年,一個由在華盛頓的史密森學會舉辦的博覽會為尋找25張“好的[野牛]標本”居然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當最后一頭野牛倒下的時候,一股寒冷的風從大草原上呼嘯而過,”蘇人領袖西廷布爾(Sitting Bull)說道,“對我的人民來說,這是一股死亡之風。”

“我做一個自由人”

 
      聯邦軍隊殘酷無情的進攻擊敗了一個又一個部落的力量。1877年,由前自由民局局長霍華德指揮的軍隊在遠西地區對內茲佩爾塞印第安人(Nez Percé)展開了一場長達1700英里的追趕。內茲佩爾塞人(他們的名字是1805年劉易斯和克拉克給他們取的,法語的意思是“穿孔的鼻子”)曾在俄勒岡和愛達荷與侵占他們土地的定居者發生戰爭,而后他們想逃亡到加拿大去。四個月之后,霍華德的隊伍迫使他們投降。他們最終被搬遷到俄克拉荷馬。
      兩年之后,內茲佩爾塞人的領袖約瑟夫酋長在華盛頓發表了一次演說。他的聽眾是包括拉瑟福特·海斯總統在內的一群尊貴的聽眾。約瑟夫使用那種因內戰和重建而變得極為有力的、強調自由和法律面前權利平等的語言,猛烈地譴責了將印第安人困守在保留地上的政策。“將所有人一視同仁地看待吧,”他呼吁說,“給他們同樣的法律……讓我做一個自由人吧——讓我能自由地旅行,自由地停留,自由地工作,自由地在我選擇的地方進行貿易,自由地……為我自己而思考、演講和行動。”聯邦政府最終將剩余的內茲佩爾塞人轉移到華盛頓領土上的另外一塊保留地。直到他1904年去世之前,約瑟夫一直不停地向美國總統遞交請愿信,為其人民爭取回到他們鐘愛的俄勒岡故土上生活的權利,但他的努力一直沒有獲得成功。
      印第安人偶爾也給聯邦軍隊的行動造成代價很高的延誤,有時甚至打敗對手。印第安人最有名的一場勝仗是1876年6月在小比格霍恩(Little Bighorn)的戰斗。喬治·卡斯特(George A. Custer)將軍和他指揮的250人都在戰斗中身亡。蘇人和沙伊安人的勇士們,在西廷布爾和克里斯霍斯(Crazy Horse)的帶領下,在達科他領土的布萊克山丘地帶保衛屬于他們部落的土地。根據一份1868年的條約,“只要草在生長”,這些土地就將一直是屬于他們的保留地;當金礦發現之后,白人便開始侵入他們的土地。在西南部,阿帕切印第安人雖然被政府來回地遷移過多次,但科奇斯(Cochise)、杰羅尼莫(Geronimo)和其他阿帕切領袖們帶領隊伍在美國和墨西哥的邊界上來回出沒許多次,逃避軍隊,并有時殺害平民。直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他們都拒絕投降。
      這些事件只是暫時地推遲了白人士兵、定居者和探險者進軍西部的行程。從內戰結束到1890年,8個新的西部州加入了聯邦(內布拉斯加、科羅拉多、北達科他、南達科他、蒙大拿、華盛頓、愛達荷和懷俄明)。鐵路在大平原上來回穿梭交叉運行。農場主和養牛人占有了先前為印第安人所擁有的土地。大平原印第安人被集中局限在保留地上,過著貧困的生活,并不時遭到肆無忌憚的貿易商和政府官員的掠奪。堅決反對保留地制度的西廷布爾,在聯邦軍隊打敗蘇人之后,逃到了加拿大。1881年他回到美國后,遭到監禁。他于1883年被釋放,曾一度在《水牛比爾的西大荒表演》節目中扮演了一個角色。這個風靡一時的流動演出帶有假裝的印第安人的攻擊、槍擊和馬術等節目。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印第安人此刻已經變成一種令人感到好奇和供人開心的人了。

印第安人生活的再造

 
      “我的人民想要的生活是一個自由的生活”,西廷布爾宣稱。印第安人自由觀的核心內容是保留他們的文化和政治自主,控制祖輩遺留下來的土地,這些思想顯然與大多數白人的利益和價值觀相沖突。幾乎所有的官員都認為,聯邦政府應該說服或者強迫印第安人交出他們絕大部分的土地,并放棄他們的宗教、公社化的財產、游牧的生活方式和性別關系,而代之以基督教的信仰、私有財產制度、在保留地上的小農生產以及男人在地里耕種、女人在家里料理家務的生活方式。
      1871年,國會廢除了自革命時期開始的條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聯邦政府把印第安人視為獨立的國家來談判和簽署條約。鐵軌公司對這一舉措表示支持,因為他們感到部落主權是修建鐵路過程中的常見障礙。這一政策也得到共和黨人的支持,他們認為部落主權與誕生于內戰中的聯邦一體性是相互沖突的。聯邦政府繼續推動對印第安人文化的打擊。印第安人事務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建立起寄宿學校,在這些學校中,印第安人兒童遠離父母和部落的“負面”影響,穿戴非印第安人的衣服,獲得新的名字,接受白人式的教育。

道斯法

 
      1887年道斯法(Dawes Act)的通過邁出了摧毀“部落主義”的關鍵一步。法律是以馬薩諸塞州參議員、參議院印第安人事務委員會主席亨利·道斯(Henry L. Dawes)的名字命名的。該法將幾乎所有印第安人的土地分解,劃分成一塊一塊的農場土地,分配給印第安人的家庭,剩余的則出售給白人買主。凡是接受農場土地和“接受文明生活習慣”的印第安人將成為擁有平等權利和資格的美國公民。這項政策給印第安人造成了一場災難,不僅喪失了大量的部落領土,傳統文化也受到很大的損害。白人卻從中受益甚多。例如,在內茲佩爾塞的保留地上,17.2萬英畝的土地被用來作為分給印第安人的農場,而白人牧場主和土地投機者所購買的土地則高達50萬英畝。當聯邦政府決定將俄克拉荷馬的200萬英畝土地出售時,1889年4月22日一天之內有5萬白人定居者涌入到這個領土中去購買土地。類似的買地熱在19世紀90年代還發生過好幾次。1887年,印第安人手中掌握著1.38億英畝土地,道斯法通過后的半個世紀中,他們喪失了其中的8600萬英畝。

印第安人的公民資格

 
      19世紀的許多法律和條約都為印第安人提供了變成美國公民的權利,前提是他們必須脫離部落、融入到美國社會中。然而,部落認同是幾乎每個印第安人都希望保持的,所以,愿意接受這些機會的人屈指可數。因此,沒有幾個印第安人成為美國公民。西部的法院則宣布,憲法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中所保護的公民權利不適用于他們;在埃爾克訴威爾金斯案(Elk v. Wilkins)的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也同意這樣的解釋,盡管約翰·埃爾克已經離開了他在俄克拉荷馬的部落,而且居住在內布拉斯加的白人社區之中。最高法院懷疑,是否有任何印第安人達到了美國公民資格所要求的“文明”的程度。
      到1900年,大約有53000名印第安人按照道斯法的規定、通過接受農場土地的分配而成為美國公民。次年,國會將公民資格賦予了在現今俄克拉荷馬境內印第安人領土上居住的10萬印第安人。其余的人還需要等到1919年(當年國會將公民資格賦予了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印第安人)和1924年(國會將公民資格賦予了所有的印第安人)。

鬼魂舞和翁迪德尼

 
      一些印第安人從鬼魂舞中尋求安慰。鬼魂舞是一種宗教復活的活動,容易讓人想起由尼奧林和滕斯卡瓦特瓦等早期預言家所領導的泛印第安人運動。部落的領導人會事先設定一個日子,在這一天,白人會統統消失,野牛群重新回到大平原,印第安人又可以重新實施他們自古以來的風俗,“不受悲傷、死亡和疾病的困擾”。大量的印第安人會聚在一起,連續幾天幾夜地唱歌、跳舞、舉行宗教活動。因為害怕印第安人借機發動總暴動,聯邦政府派出軍隊前往保留地。1890年12月29日,士兵們對在南達科他的翁迪德尼附近安營扎寨的鬼魂舞者開槍,打死了150到200名印第安人,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
      翁迪德尼屠殺標志著北美大陸上土著人口與歐洲移民及他們的后代之間長達4個世紀的沖突的結束。至1900年,印第安人的人口下降到25萬人,這是它在美國歷史上的最低點。一本在當時出版的關于印第安人的兒童書在開頭直截了當地寫道:“本書中所畫的印第安人已經不存在了。”盡管如此,印第安人得以幸存下來;進入20世紀后,他們的人口會再次重新增長。